“一张好照片来自于一个优雅的状态。当优雅从一些约定俗成的法则中，解放出来以后，本身就能充分地自我表达，就好像一个孩子在早年刚开始接触现实一样自由。（而摄影师的）游戏就是要在这块矩形图里做文章。”
——塞尔吉奥·拉莱
塞尔吉奥·拉莱是拉丁美洲首位马格南摄影师，
他被誉为智利摄影的国宝，
在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中，
他终日流浪，从未公开举办影展，
在他去世后的一年，法国阿尔勒摄影节
为他举办大型回顾展，这样的一位街头流浪
摄影家的名字成为了摄影界的焦点。
在拉莱的许多作品里，他都通过
类似的透视大胆的构图方式，
完成了一场又一场的摄影“催眠术”。
他曾说：“我的摄影开始于瓦尔帕莱索，
我没日没夜地到处漫游。
那两个女孩走下楼梯的一瞬间，
是我第一张可以自我表达的神奇影像。”
拉莱是一个喜欢用竖幅构图、
画面里带着极强景深感的摄影师，
图形化的画面是他的标志。
以1957年在智利中部的港口城市
瓦尔帕莱索拍摄的一幅作品为例，
照片中两个发型和穿着惊人相似的女孩，
以几乎一样的脚步走在光影错落的楼道里。
同一时空中，人们仿佛看到了
被摄对象完成了一场视觉的“有丝分裂”，
在“凝固的瞬间”中，现实与梦境、
静止与流动，都在视觉心理上得到了对接。
在拉莱的摄影作品集《流浪的摄影师》中，
阿格尼丝·赛壬写到：
“流浪的冲动与济世的渴望，
让塞尔吉奥·拉莱成为了摄影师。
然而在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里，
拉莱选择了避世隐居，冥想沉思，
瑜伽、写作和绘画。
拉莱给世人留下精彩的摄影作品，
自己却如一颗流星，
当轨迹不再呈现他期许的模样，
便明智地选择终止了
这道划过天际的美丽弧线。
长期的内省之后，
拉莱终于在放逐中找到了自我。”
塞尔吉奥·拉莱（1931～2012）出生在
智利一个富裕的家庭，
但很快便逃离了家中纷繁的社交活动。
拉莱的父亲是著名的建筑师和收藏家，
尽管父子间关系紧张，
但正是家父丰富的藏书
让他开阔了眼界，接触到了摄影。
18岁时一次偶然的欧洲与中东之旅，
让他对摄影产生了兴趣。
在巴西的杂志社《0 Cruzeiro》
做了几年摄影师之后，
他像所有年轻人一样，
兴致勃勃地奔赴艺术大都会纽约，
并在当代美术馆谋得一职。
1958年，拉莱获得了英国领事馆的一笔奖学金，
给了他8个月的学习机会周游英国的各大城市。
1958年至1959年
无疑是英国社会转型的关键一年，
经济也处于一种涌动的上升期，
“定量配给”结束了，
就业率提升，而激荡人心的
“60年代”又近在咫尺。
当时的首相麦克米伦发表讲话说：
“英国从来没像现在这么好。”
在伦敦街头游走的日子里，
拉莱既保持了一个局外人
充满新鲜感的视角，
又避免了那种旅游记录般的陈词滥调。
他敏锐地捕捉到了那些SOHO区的波希米亚人、
聚集在切尔西的各色怪异的文艺人士，
也没忘记一波又一波涌入
现代都市大街上的农民，
以及这座城市超负荷的交通系统。
这组作品之所以令人赞叹，
因为它精彩地记录下工业革命以来，
一个已被人遗忘很久的英国社会。
那种以煤炭为驱动、整日烟雾
氤氲却不乏活力的城市面貌，
又惊人地闪回在镜头下。
犹如他那组照片中的扑打翅膀的飞鸟，
天空中盘根错节的枯树枝，
或是雨天里戴礼帽撑雨伞的路人，
地下铁里人流涌动的节奏，
拉莱不单看到了伦敦
空气中所有期待变革的因子，
也很接地气地反映了随处可见的
一种老派的经典之感。
这一系列散文式的影像日记作品
40年后（1998年）在伦敦展出，
引起了不少反响。
在2002年出版的《伦敦1958-1959》的画册前言里，有评论道：“并不仅仅因为拉莱那些照片的主题引人入胜，而是那些拍摄对象身上自然流露的天性，以及他们身上散发的气息，叫人想起了早期纪实摄影师比尔·布兰德所提出的‘氛围’一词。”这本画册像是一个历史的承上启下，在看前半部分时，会恍惚联想到罗伯特·弗兰克于1950年代初拍摄的伦敦，可是翻到后面会发现，极富洞察力的拉莱引领读者进入了一个迫在眉睫的未来，照片好像一颗种子，洋溢着萌芽期的芬芳。
在伦敦的成绩很快被远在法国的摄影大师卡蒂亚·布列松发现，他非常喜欢拉莱拍摄的街头上孩子的照片，盛情邀请他加入马格南图片社。于是拉莱完成了在伦敦的学习去了法国，在巴黎住了两年，并于1961年正式成为马格南的全职摄影师。同年，他又受到智利诗人聂鲁达的邀请，回国拍摄他在智利的家。1966年，这本诗人肖像的画册集合聂鲁达的手记一起出版，画册中的一幅作品里，聂鲁达叼着烟斗站在海边，一座女神像屹立在诗人和摄影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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